Harechan

记得前年读《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时候，我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这种敬仰就好像老乡对读书人的敬意，是出于无知而产生的感情，或多或少还有些看稀奇热闹的意味。最近读《七十年代》，不好说有知，但至少不那么盲目。

李陀和北岛雄心壮志，希望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和纵深”。可实际情况是，虽然小字码起来足足六百页，但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不过李陀在序言说了，“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篇序言里，李陀大篇幅讨论、宣扬的还只是“知识分子”，那么，就算“扩大作者的范围，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历史的维度和纵深”，因为出发点就是错的，或者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法——狭窄的。

当然，主编的立场不等同于作者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还是发现了不少值得深思的片段。比如江西农村出身的高默波对历史的思考——

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 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 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 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再比如徐冰对如何看待历史的叙说——

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

而阎连科的《我的那年代》则从农村苦孩子的视角还原了一个与主流不同的对知青的描述。这与我从我的父辈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形颇有几分相似：所谓“知识青年”，其实如果放到大中国来看，对很多人而言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无知青年”——他们不会搞沙龙，不会读禁书，不会听敌台，不会不相信，也不会相信……用一个词涵盖一个群体的文人情调，或许能打动人、迷惑人，但绝不会更靠近真实。《读书》上一篇评论在提到阎连科这篇文章时说，“阎连科的叙述也总是提示我想到：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阎连科已经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但这并不等于他摆脱了农民的意识”。这种说法让人愤怒，从自身经历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表达一种困惑，就是农民意识？只有完全忘本，完全融入所谓知识分子的队伍，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

即使在核心处，在北京，历史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阿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别有用心、没有苦大仇深、广大老百姓跟着玩热闹的活话剧。李零更是记录下了这最后一幕——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这就是历史么？不，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家之言。那是否弄一个全民反思，按李陀的法子，出个多卷本，就是，或者就更接近历史呢？恐怕也不是。

首先，历史的细节是无穷尽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做量的叠加，就好像随意地写出数列里无穷尽的项，结果只能是一片嘈杂。其次，为什么要注重历史？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了解过去才能了解未来”，但最后真正能被记住的总是少数，这是现实。那么事实上问题就归结为，什么是该被我们记住的？在我看来，应该被记住的是历史数列的通项公式，也就是历史的规律。

那么，怎么才能发现这一连串的规律？在我看来要注意以下三条：首先，一定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其次，不能随意扩大个人经验。第三，多虚心听听别人的看法。

《七十年代》这本书中，我最早读到的一篇文章是王安忆的《魏庄》。在这篇文章里，王安忆传达了一种世事变迁、尘埃落定后的正确历史观——

     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得空便写一点，日积月累，也就淌成了人生的一条河。

1.

最近一直在听Barbra Streisand的专辑“Love is the Answer”。一个七十岁的人对于爱的理解，会比较让人信服。

在Oprah脱口秀现场，Barbra Streisand唱了老歌“Evergreen”。一句“Did you play that at your wedding?”触动了现场好多女观众，幸福的热泪盈了眶——冷暖人间，一人生一故事。奈何世界的节奏越来越快，匆匆里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去留心、去倾听这些琐碎的真实了。人心不再柔软，反而易碎。

2.

坐在麦当劳里，我在菜单的背面潦草地写着、说着自己的过去。

小学考初中，我所在的小学进市重点中学的名额少，一百五六十名学生只有十九个名额。我很不争气地考了个182.7，并列第十九名。尴尬的分数直接把我摆到尴尬的位置，按规定两人平摊6800元的赞助费。可当时家里因为买房已经积了一堆债，并没有多余的钱了。

当同班其他考上的同学骑车到我家门口喊我一起去市有线台为老师点歌时，我只是朝马路对面的同学们突突地说了句“你们去吧，我还是不去了”便转身回了家。明晃晃的太阳照在河面上泛起白花花的亮光，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躲闪着家里大人的目光，我只轻轻地说着：“他们喊我去给老师点歌的，我说不去了。”

记得有次舅舅很把我当大人般地问道：“真想读一中么？”我说真的很想读。可除了想之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就不断地自责，也学会了叹气：是不是真的不想读了反而会更好些呢？可想起人们对其他中学的种种可怕描述，迟到旷课打架如此等等，我又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或许就不会有什么前途了。其时我对前途的想象很简单，就是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学生。

没有门路，只记得姨和妈妈病急乱投医，到处找人套近乎陪笑脸很是不容易。最后进修学校的一个老师给了个主意：“这孩子平时成绩不错，有没得过地区级奖励？如果有的话，按政策是可以优先录取的。”还真就有个五年级参加地区作文竞赛时的二等奖，于是终于在八月份定了下来，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因为颠簸太多，等待太久，已经没有任何高兴的神色。

Y感到不解，那样小的年纪何至于如此？但从小到大我清楚地记得许多类似的细节，在我的印象里，快乐的事情总难免因为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失去了本来该有的喜悦。

Y说这样的人生不能体会到知识的作用与乐趣，可对我而言，现实就是如此贫乏与残酷。长期以来，知识对于我只是求生和出头的工具。当然，现在回头去看，所谓的求生和出头也的确没因此就使我有了一个更加明朗的未来，但我想有些疑问或许就是不需要明确答案的——因为曾经那样生活，于是有了今天的我。

我好想李维史陀给我解答——我常常不能相信史陀是今世之人，只要我买一张机票到巴黎径赴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就可以亲聆发言。

朱天文1994年小说《荒人手记》里这样写。李维史陀，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已不再是今世之人了。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总好像赶场，或者浮光掠影，忆往昔，评时事。（我无意得罪我的朋友，他们写了一些很真切的回忆。）

如果不能应付，“以戒为师，咱们起码可以做到不上瘾”。浸润到生命的河里，还是朱天文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方块字。

力之所及，从重读《忧郁的热带》开始吧。

博客之于我，就好像照片之于好些人，是回忆。以前我常做的一件事是，看看往年的这个日子自己写了些什么。很久没有这么做了，因为从去年开始，写的频率大大下降，很难找到对应日子里对应的字。

那种觉得日子过得既快又慢的想法一直都让我着迷，并且困惑。

看《四百下》，没有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安托万的人生故事就好像走在悬崖边——往远看是一种陌生的迷人风景，而脚底一不小心便掉入万丈深渊。这种孤独真是苍天沧海的寂寥。

昨晚看了sixe推荐的《玛丽和马克思》。

想起了《鬼妈妈》，现在的动画片都不拍给孩子看了么？离孩子远了，离童话远了，却又不是一种逃避的艺术，恰恰相反，把你想逃避或者未曾细想的现实从中间切开，给你看。

想起了《查令十字街84号》，也是两个陌生人写信的故事。好几年前读的了，清楚记得的只有腰封上的那句广告词——“爱书人的圣经”，当时就不喜欢，如今依旧不喜欢。

影片结尾，马克思独白：没有人是完美的。可是，什么是完美？什么又是，不完美？

北京下雪了。开玩笑的说法是：难道有什么冤情么？

其实心里却郑重地憧憬着：会是瑞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