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echan

如果一个问题被强调了一百年还没有解决，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根本不如想象的那般重要，一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它。而不论那种可能都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陷于无意义，或者说意义不大。

要了半份耗油生菜，半份青椒鸭块，三两饭，上食堂二楼找了个位子坐下，啥也不想，闷着头一口口把饭菜吃干净，然后下楼再买一包酸奶，到澡堂门口时刚好喝完，洗澡，回来的路上打一壶热水，到宿舍把换洗衣物往桶里一扔。偶尔的逛街到最后基本都只买了内衣裤，所以天天有的换，一洗便是一堆，晾晒起来还真有些壮观的意味。扔的时候顺势看了看，还没装满，不到洗的时候。于是坐下，继续制造文字垃圾的工作。关于制造垃圾，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初等其中人我被老板指令查阅数据，美其名曰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原始数据收集。一切从零开始。其实还真有个第零步，结论。没错，结论是预设的。这就好像做生意，预设的结论是本钱，是市场调查。买家想要啥？失败三十年。再坐实便是另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结论是米，后续繁冗的做作，不，研究，是炊。于是在图书馆面对积尘积灰的年鉴，可笑那些始作俑者避重就轻、删繁就简，敷衍的数据满纸满书。
    城市垃圾清运量从一九七九年的0.25亿吨增长至1.70亿吨，一条上升的曲线。等等！请问什么是清运？填埋，焚烧，还是其他？那么，数量增长是否意味着……清运能力提升？拜托每年产生的垃圾量不同好不好！那每年没有清运的垃圾量是多少，环境自净能够承载的垃圾量又是多少？……石沉大海，这属于避重就轻的那个“重”，知道也不能说的范畴。
    根本无需数学或者经济学上数据处理的把戏已然经不起推敲。非要用数据佐证又不清楚数据来源、既宣扬以数据说话又玩弄数据的人早晚要被数据套牢。所幸不是现在，可悲啊为什么不就是现在？ 
    暂且打住，因为其中人我允诺一周内交差。在故纸堆里逐一推敲演算，每获得一个垃圾，不，数据，映照着脸颊上一抹兴奋的红色雀跃得都想喊出声来。机械劳动的快感足以泯灭一切可能的理智愤恨，而时间如被填满也就不再难挨。
    这是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古巴移民局的女子干干笑说：“是呀，当笑话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一点都不好笑。你要和笑话保持距离，笑话比你低，和你无关，才会好笑。譬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笑话中，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好笑。”（黄碧云《媚行者》）
    活在笑话里的我将之作为正剧上演。偶然抬头不知觉窗外已是华灯初上，挪动着麻木的双腿，酸涩的眼扫过满纸查到的数据，竟然还有一些温馨的，感动。

如果说现在比当时好了点，可那多半也是因为麻木了，或者说，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我们这些人（真是非常抱歉，打击了一大片），做着这么无聊、这么没劲、这么与生产力无关的事情，竟然还可以过得很不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源于我的自知之明，而我认为，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有三种人很可能没有自知之明。一种是大人，因为无论事业还是家庭，他们都处在人生最好的时期；一种是老人，因为权威（或者说威权？）。如果说这两种都还有一些很与当事人无关的外因、是难以避免的话，那么第三种就真的不可饶恕了，举一个不是人的例子吧，比如《南方周末》。

我一向不怎么喜欢《南方周末》，也一向不怎么看《南方周末》。这种轻狂的态度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如果还值得一驳的话，可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解释，那就是，因为不喜欢，所以没法看。

为什么不喜欢？问题在于《南方周末》的包装。在我看来，就算再三再四强调《南方周末》及其前任主编、记者们的良知和责任感，但我想一切还得有个前提那就是，《南方周末》是经营体，它需要市场和利润。那么“在这里读懂中国”，不论如何修辞，首先就是一句广告词，仅此而已。

所以对那些不把资讯当资讯的人们和现象，我总是感到莫名其妙。如果说他们所反对的是一种绝对，难道他们所信奉追逐的不也是另一种绝对么？于是问题来了——有什么是绝对的么？所以从汶川地震，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从众多事件中我最终看到的是你我都深深镶嵌在这个世界中的无奈，面对生活我们不能选择，只能接受。

绝对的反面是相对，但我的态度不是相对，更不是消极。只是我相信，事实是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和说清楚的，换言之，没有绝对的事实。这么说吧，有谁能够说今天自己的一切是古早的时候便已预见的必然呢？所以，一切都是未完成，一切都是拼板，所拼凑出来的是我们那永远留有遗憾的生活。

每次看到《南方周末》那耸人听闻的标题，有时也忍不住买了读了，结果自然是大呼上当。其实当说自己上当的时候，我便已经失去了批判的立场，因为这表明我潜意识里其实也认同了《南方周末》的包装，“在这里会读懂中国吧”？

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生活里没有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更无耻。

将最近的一些或想或看的事情，记下来，以备忘。

1.

有关吃苦。z老师说，当年上山下乡很多人认为是吃苦，我不这么看，那段日子其实很锻炼人。我常常想人的潜力到底在哪里，但是老琢磨不透。不过年轻人，没必要太娇惯自己，当然了，摧残自己也没必要。

2.

有关意义。在意义之前可以冠以很多冠冕堂皇的词汇，比如人生的，如此等等。那么是不是凡事都要有个意义？我总觉得追寻意义是一个狭隘的过程，可是生活本身是驳杂的，铺陈的，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各种意义，而在于生活本身，所以，意义这件事或许本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庸人自扰，故弄玄虚罢了。

3.

关于描述。最近的一次体会来自Z老师的观察。他说以前做学问是讲细节、讲事情本身多一些，在此基础上老先生们会偶发议论。现在正好反过来，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多了，议论多了，但对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关注却几乎没有了。

4.

关于前途。如果说想让自己的生命像诗一样简短，那么就用诗的形式来铺排自己的生活。

（也有长诗，但多数人对诗的印象不来自于长诗）

夏天来了，夏天是一个伤感的季节。（当然了，其实春天刚到。）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如下三件不相干的事情：

一、阿城的某篇讲世界杯的文章，劈头的一句是“炎热的夏天来了”。

二、小学五年级一次考试改病句，题目是这样的：夏天的太阳岛是美丽的季节。

三、去年夏天本科毕业，记忆里的碎片有些潮乎乎的。

第一件事情与书有关。早上还收到PK的短信，叫我推荐几本书看。想了想最近真是没有读什么书。或认真，或娱乐，时间全部（夸张了）给了英语。希望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关于第二件事情我想起如下两点：

一、说了可能诧异，我想起了张爱玲的《忆<西风>》，那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张爱玲获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的得奖感言。说的是五十多年前她那篇《天才梦》为什么没有得奖的事情。当然絮叨了一圈她自己也觉得实在有些小器，于是解释道——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

就是这种感觉，好多时候我也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一不留神就能铺陈出一大篇没有营养的话来，无非坐实了一件事情，现在过得不甚如意罢了。

二、修改病句的要诀是缩句，因为毛病基本上都出在主谓宾上。我清楚记得当时看到“太阳岛”三个字就晕了，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新词新事物，盯着看了半天无从下笔，只能胡改一通。事后一想只能苦笑，缩句一看“太阳岛是季节”，多么明显的毛病不是么？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如此，看似新，其实剥去外壳（也就是“缩句”），内里不过如此旧物一件。有时候真能以不变应万变的，这就是常识。

至于第三件事情则没无甚可说，因为这里面实在是情感成分太浓，无非一个动作，毕业了而已。

1.

沉沉地睡了十几个小时，洗衣服，打扫卫生，洗澡，打水，坐在桌边喝水时我想生活一直这样那该多好。其实还是骗自己，如果一直如此，恐怕还是会逐渐麻木、觉得单调无趣的。

看了《如果爱》——或许是因为没有这份文化基因，我一直不怎么看得来歌舞片，总觉得造作——，上次什么都没有记住，这次其实也没有记住什么。

但周迅的这首《外面》还是狠狠地抓了我一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不会失败
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
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
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
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
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会变得可爱
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
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
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
我离开永远都不再回来

最近或是自己想，或是别人说，都是两个字，前途。这是一件很飘渺但又很现实的事情。很难挨，因为任何动作都有所顾忌，都是不确定的，也就使任何行为都没有力度和韧性。而前途肯定不是说的，而是做的。

可很明显的是，最近写的比较频繁。这不是好兆头，别写上瘾了才好。

2.

风里夹裹着温暖，明晃晃的阳光铺得满天满地。

其实《如果爱》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所以，周迅饰演的孙纳在浮沉漂泊了一圈之后发现，最不忍割舍的正是她早已丢弃的，那个一直幻想外面、想要离开的，过去。

其实《如果爱》也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所以在影片的末尾，三个人各走各路。

《如果爱》里没有现在，因为虽然当时他们纠葛连连，但电影里的那个电影，顺利杀青了。

这就是生活吧，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就要有担当。写到这，与外面已经无关了。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