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echan

读《城市画报》里对许鞍华导演的采访，她说——

《日与夜》得到那么多好评之后，搞到我们整组人的心态不太一样了。本来已经够紧张的了，还要有这个压力，就更紧张了。

我们是希望，有了《日与夜》，就有多一点人去看《夜与雾》了，可是没有。很失望，心情很差。

大家都希望再创奇迹，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可能会好起来吧，很难说吧。

我觉得宣传已经做得很够了，再做都不知道怎么做了。到处的人都知道了。检讨也没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后果，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成绩而已。题材本身是会限制票房的，比如《夜与雾》，总不会一家大小一起去看吧？

如果连续两部票房都不好，那我的第三部一定要找一个票房好一点的，然后才能继续拍。如果票房连续都不好，就很难找投资了。我们都是看有些什么片子自己想拍，然后刚好碰上人家也想投资，就拍了。一个剧本搁着，可能就永远搁着。比如《夜与雾》这个剧本，又不是很新，如果没有投资，可能永远就不拍了。除非你突然发财了，自己拿钱去拍。

我其实越活越明白了。我已经学会了不再羡慕别人。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有规律的，你只能绕过它，或者克服它。你不能总去抱怨没有那么理想——其实永远没有那么理想。我也不是刻意去做特别难的东西，我只是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肯定要付出代价的。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找投资，做电影工作，很平常的生活。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本意都是在推销一部电影。可是接受访问的时候我都是在讲真话，讲我自己的事。一个人老讲自己多闷啊，受不了了。我都不想再接受访问了，受不了老讲自己。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读完这篇采访，我的心情就不再好了。

我知道什么是矫情。

1.

重阳爬香山，人挤人只顾得赶路。下山时才得到一点景致，一汪水，绕着凋敝的树，山懒散地躺在树后，一座挨着一座。

人呢，在此处，也不在此处。

其实我很想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老人们：身体怎样，记得多吃青菜，儿孙自有儿孙福，老了就要看开点，走路要小心别摔着……但终究我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

从一开始不想让家人操心，到现在几近无话可说。偶尔会问问自己，或许是因为开始得太匆匆？没有准备地，就被推向了陌生的城市。一个人，复读。感情迅速枯萎，不再能够恢复。

妈妈说，算来离家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真的这么久了么？真的这么久了。

可我并没有漫长的感觉。那么，是因为心离得近，还是渐行渐远了呢？不敢多想，也不曾多想。

如果不说出来，便不会有人知道。可是，说出来就一定会更好么？

2.

那么小的电视，偶尔的深夜档。不过两个台，福建一台和福建二台，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味道与心境，都不复当年。所谓记得，也只是碎片。

如果捕捉得到，那会是嘴角的一抹笑，或是，偶尔停滞的目光。

小时候总被教训不要骄傲。这是对的。但从另一方面讲，骄傲这种情绪不会是凭空冒出来的，有资本才好骄傲。

现在呢，表面上看我是一个没太多欲求、还算务实的人。似乎不错，但这事实上恰恰反映了个人能力的欠缺。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能处于收敛的状态，找个台阶下，也就接近美德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子——看你怎么说。

还在等。

北风吹了一天，人都要飞起来，其实是步履维艰。

开了三天会，于是帮了三天忙。说是帮忙，其实多数时间也就是混。各色酒席吃下来，看他人觥筹交错，“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的念想一闪而过。浮光掠影，都是小人物，我更愿意在生活里品出慈悲的滋味。

这是什么滋味呢？文学的滋味，音乐的滋味，让人平静的滋味。

适合冬天看的一本书是《呼兰河传》。最近在听Barbra Streisand的专辑“Love is the Answer”。

我会常常想起那年冬天。天色永远是昏暗的，往远看去，昏暗下还渍着一层黄色的边。偶有阳光穿透稠厚的烟尘射向这个沉郁的大地，带来的不是兴奋，恰恰相反，是更多的颓丧，因为它提醒着我，太阳就在那儿，不过你所见的只能是这，永远肮脏的天色。

1.

连续写了两个长篇《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之后，王安忆休息了一年，然后从《蚌埠》起手，写了一系列以她插队的村庄为原型的中短篇小说。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而这一段创作也是我最喜欢读的部分，最近在重读的便是。随手抄两段钻进我心里的话——

我们庄是我从不回首的村庄，我对它谈不上一点喜欢。它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它世故的表情隔离着我的心。像它这样走过漫长历史的村庄，于人于事都有着深思熟虑，内外分明，利弊也分明。它决称不上淳厚质朴，它甚至对我这一个孤独的外乡人，要紧关头也使了心计。可是我挑不出姊妹们一点错处，我真是挑不出姊妹们一点错处。任何时候，哪怕我咬着牙，诅咒发誓地要离开我们庄的当儿，一想起她们，心里就陡地酸楚起来，她们一点都不能叫人生怨，她们是多么地叫人心疼。

表面上，她与姊妹们没什么不同，并不标新立异，也不做惊人之举，她本分、安定、稳重、老实，愿望却要高出一截。这是因为她比别人长几岁年纪，也因为环境所致，还因为天性的优异。她没有读过书，可是比许多学生看事情看得清，有判断力，有主意，遇事不慌。尽管她从不言语，可我觉得她内心里，对那提营级的青年，是有一定把握的。这把握其实很不简单，因为事情很明白，显见得是力量悬殊的对比。她能够沉着应战，是需要有强大健全的心智作实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的努力和争取，全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抄完才想起来，这两段的来源——《姊妹们》，其实是写作两个长篇时写的，但感觉没错。

2.

每每读王安忆写七十年代生活的文章、小说，我总有着模糊的亲切感。或许在生命最开始的年头与不少同龄人错开了时代？于是我第一次，试探着去回忆我们站。

我们站离市区并不远，不过五公里路程。但我们站却是一片乡土气，连城乡结合部的油滑都没能沾染上。这样说有些刻薄，其时根本没有城乡结合部这样的概念，城就是城，乡就是乡。

既然是乡下人，就有些自生自灭的意思，不像城里人那么“保命”。拔牙不过是用一根缝衣缝被的棉线绑住牙齿，然后用力一拽。但如何处理这拔掉的乳牙却颇有仪式感——上牙扔房顶，下牙扔床底，扔的时候要站直、双脚并拢，这样才能长出一口齐整的好牙。

划伤碰伤就揭一块火柴盒的皮贴上；如果面积大了点，就碾碎些消炎药片撒在伤口上让其结痂。肚子疼就被大人抱着，边揉边唱一些乡土的歌谣，笑闹到最后酸盖过了痛，也就算是不疼了。感冒发烧受寒之类的病则伴着红糖水、姜汤、艾草水度过，当吃到糖水煮蛋的时候病也就差不多好了。如果还不行，才会想着借辆三轮车拉去市区医院，而医生难免会虎着脸说“怎么不早点来”。不过我们站的人似乎永远不长记性，能糊弄过去就过去了。这不是懒，而是基于一种和生活匹配的意识，娇贵的人是没法在我们站生活下去的。

也有医生。对我们站的人而言，平日唯一和“医”沾边的就是背着药箱在我们这些沿线小站转悠的巡回医生。其实巡回医生算不上医生，也就是给职工们发发季节性药品、量量血压啥的。但我们小孩子看见巡回医生总是很高兴，因为春秋两季打虫吃的那种花花绿绿的宝塔糖便是来自巡回医生的药箱。在那样的年月里，宝塔糖是被我们当成零食来看待的，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零食。毕竟，吃零食在我们看来是颇有罪恶感的行为，父母亲总说不好好吃饭的小孩才会嚷嚷着吃零食。可又有哪个小孩子会一点都不喜欢零食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非常厌恶“男”、“女”这两个字，因为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我们站厕所门口用肮脏的红色涂料写的那两个歪歪斜斜的“男”、“女”。

厕所上到一半，邻家奶奶在门口喊，里面有人么？我答没有，于是她便拎着粪桶进来掏粪水去浇菜。蛆就那么爬着，臭气就那么沤着，可在厕所里碰到熟人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吃了没”。音乐老师让我们自习，转身看去她挑着扁担走了，前面的桶里搭着捞粪的勺，这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怀疑音乐课的意义，特别是在又学了那首朝鲜民歌《道拉基》之后。

在那样的日子里，直到初一搬进楼房前，洗澡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厕所都是公共的，洗澡间的概念就更难想象了。在湿冷的冬天里，烧一木盆热水在厨房隔间里洗澡是有的。但那就好像战斗一般紧张，因为氤氲的热气只薄薄的一层，水很快就凉了。体质差的人往往洗个澡就要病上几天。

好在我们站隔壁火力发电厂有个公共澡堂。因为平日工作上有往来，我们站的人便能沾光去电厂洗个热水澡。一般一个星期去两次，周三或者周末的某天。吃过晚饭收拾停当，一家人便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桶——里面放着换洗衣服、毛巾、香皂——出门，过了铁路，穿过煤场和发电机组，便到了澡堂。

一开始都是跟妈妈去女澡堂。直到有次刚擦干净身子转身就找不见人，原来茫茫然跟着一个大肚子走了。妈妈觉得不大合适，于是让我和爸爸去男澡堂。可从那以后洗澡就不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爸爸心粗，掌握不好轻重，擦洗得泛红的身子总有些麻辣辣的痛感。水温过烫我也不言语，只是人慢慢地站到喷头边上捞溅起来的水花，而这只能激起爸爸更大的反感。训斥是少不了的，有些挑衅地，爸爸把手伸到喷头下：“水哪里会烫？”他总觉得是我太娇气。

后来搬到城里读书，烧不起气，也没了澡堂，洗澡更成了问题。妈妈想了个法子，一大早将一桶水拎到天台上晒，中午回来再添一壶热水。其时公厕虽然老旧地窝在楼道里，但好歹已是抽水马桶，将门关上便成了洗澡间，朝阳面开的窗将小隔间照得透亮，也就多了不少干净爽利的气息。这样将就着洗了一年。

3.

永远只能活在当下，可我们总用当下的时光为遥远的当时写字，而让当下一次次成为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