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echan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harechan.blogbus.com/logs/51444635.html

记得前年读《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时候，我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这种敬仰就好像老乡对读书人的敬意，是出于无知而产生的感情，或多或少还有些看稀奇热闹的意味。最近读《七十年代》，不好说有知，但至少不那么盲目。

李陀和北岛雄心壮志，希望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和纵深”。可实际情况是，虽然小字码起来足足六百页，但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不过李陀在序言说了，“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篇序言里，李陀大篇幅讨论、宣扬的还只是“知识分子”，那么，就算“扩大作者的范围，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历史的维度和纵深”，因为出发点就是错的，或者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法——狭窄的。

当然，主编的立场不等同于作者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还是发现了不少值得深思的片段。比如江西农村出身的高默波对历史的思考——

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 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 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 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再比如徐冰对如何看待历史的叙说——

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

而阎连科的《我的那年代》则从农村苦孩子的视角还原了一个与主流不同的对知青的描述。这与我从我的父辈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形颇有几分相似：所谓“知识青年”，其实如果放到大中国来看，对很多人而言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无知青年”——他们不会搞沙龙，不会读禁书，不会听敌台，不会不相信，也不会相信……用一个词涵盖一个群体的文人情调，或许能打动人、迷惑人，但绝不会更靠近真实。《读书》上一篇评论在提到阎连科这篇文章时说，“阎连科的叙述也总是提示我想到：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阎连科已经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但这并不等于他摆脱了农民的意识”。这种说法让人愤怒，从自身经历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表达一种困惑，就是农民意识？只有完全忘本，完全融入所谓知识分子的队伍，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

即使在核心处，在北京，历史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阿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别有用心、没有苦大仇深、广大老百姓跟着玩热闹的活话剧。李零更是记录下了这最后一幕——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这就是历史么？不，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家之言。那是否弄一个全民反思，按李陀的法子，出个多卷本，就是，或者就更接近历史呢？恐怕也不是。

首先，历史的细节是无穷尽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做量的叠加，就好像随意地写出数列里无穷尽的项，结果只能是一片嘈杂。其次，为什么要注重历史？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了解过去才能了解未来”，但最后真正能被记住的总是少数，这是现实。那么事实上问题就归结为，什么是该被我们记住的？在我看来，应该被记住的是历史数列的通项公式，也就是历史的规律。

那么，怎么才能发现这一连串的规律？在我看来要注意以下三条：首先，一定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其次，不能随意扩大个人经验。第三，多虚心听听别人的看法。

《七十年代》这本书中，我最早读到的一篇文章是王安忆的《魏庄》。在这篇文章里，王安忆传达了一种世事变迁、尘埃落定后的正确历史观——

     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